每年附进四月二十三日的“全国阅读日”，媒体上常有著作指出我国国民东说念主均纸质典籍阅读量和时长不及，对国民阅读涵养深表忧虑。也有出书专科东说念主士感叹，在现时数字时期，各式多媒体抢劫读者的留神力，对典籍出书变成雄壮冲击。

而与此同期，越来越多的东说念主取舍“用耳阅读”。据频年发布的国民阅读观察统计，二〇二二年我国有声读物行业用户数目约为4.2亿，阛阓畛域高达93.7亿元。二〇二三年，我国有稀薄三分之一的国民通过听书来进行阅读。

从统计答复看，有声读物的高潮势不可挡，但在群众不雅念中，“听书”与“念书”的关系仍然腌臜不清。在一些文化精英的眼中，即便“听书”对付可以作为一种阅读形态，其地位也低于“念书”。“听过”就等于“读过”吗？运用碎屑期间听些流行演义天然可以，但《红楼梦》《尤利西斯》和《西方玄学史》这些严肃读物也稳当“用耳阅读”吗？为何东说念主们乐意在一又友圈晒出最近阅读的竹素，但听完一册书却羞于承认？听书跟念书究竟是什么关系？

马修·鲁伯里（Matthew Rubery）是一位资深的有声书珍惜者，亦然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英语与戏剧系教诲。为了解开我方心中的疑忌，他奔赴各地，采访大众、爬梳档案，让咱们听到了《有声书未被证明的故事》。

2023年我国成年国民听书的不同弁言样貌（着手：nationalreading.gov.cn）

在普通东说念主的印象中，有声书是频年来才出现的新阅读弁言。确切，迟至一九九四年，好意思国有声读物出书协会才遴荐audio book作为咱们今天所说的“有声书”的行业圭表称号。但马修指出，实质上有声书的历史可以纪念到近一百五十年前。

一八七七年十二月，爱迪生用他发明的留声机奏效录制了一首西洋流行的儿歌《玛丽有只小羊羔》。这台“会语言的机器”很快引发了新的设想。一位来不雅看留声机展示的不雅众问说念：是否能“以这种样貌念书：在留声机上播放，让统共故事读出来被耳朵听到”？但最早的留声机只可录制几分钟，不可能录制整本书。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跟着灌音工夫的高出，唱片容量增大、便于运输且价钱下跌，录制有声书才成为施行。

对于有声书最为渴慕的是盲东说念主群体。他们因失明无法阅读纸质竹素，却仍然渴求阅读。那时盲东说念主要念书只须两种取舍：一、学习盲文。但掌执盲文耗时很长，盲文竹素价钱不菲。如《大卫·科波菲尔》售价为一好意思元，而盲文版售价为三十五好意思元。二、请别东说念主念书给我方听。但九故十亲期间元气心灵有限，聘用朗读者破耗也不低。这两种设施都难以很好地自尊盲东说念主对阅读的需求。跟着播送的普及和灌音工夫的发展，有声书为握住盲东说念主的阅读用功提供了一条新的阶梯。

一九三一年三月，在盲东说念主团体的游说下，胡佛总统签署了《普拉特-斯穆特法案》，规矩国会每年拨款十万好意思元为成年盲东说念主提供竹素。领先这些钱主要用来资助盲文竹素出书。其时好意思国大要有十二万盲东说念主，但其中只须不到20%领有阅读布莱叶盲文的智力，在这些东说念主中，也只须少部分大概顺畅地用手指进行阅读。

80%的盲东说念主都不可阅读盲文，有的从未学过，有的以为太难，或是受困于其他体魄弱势。举例辩论节炎的盲东说念主，就难以用手触摸阅读盲文。并且好意思国盲东说念主中有稀薄一半是在五十岁之后才丧失倡导，这时候他们也曾难以学会一门新的语言。

罗伯特·欧文（Robert Irwin）是好意思国盲东说念主基金会的实行主任，他一直致力于握住盲东说念主的阅读用功。一九三二年，在他的鼓舞下，好意思国盲东说念主基金会融合国会藏书楼，在纽约中央宫殿大厦创立了灌音室，尝试为盲东说念主打造一座有声藏书楼。

一九三四年十月，国会藏书楼向盲东说念主读者寄出了第一批有声书，包括《圣经》《孤立宣言》和好意思国《宪法》、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等爱国读物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录制书标的取舍呕心沥血。其时仍旧有许多保守东说念主士将演义视为“不说念德的文娱”，反对将政府资金用来资助录制演义。因此，欧文等东说念主挑升将宗教、历史和爱国作品放在目次的最前边，其余的流行读物摆在背面，以掩饰月旦。

差未几归拢时期，有声书也在英国出现，其兴起跟盲东说念主职权深入的激越辩论。“一战”之中，许多英国士兵遭到芥子气袭击，丧失倡导。这些并非从小就失明的士兵难以很快掌执盲文，又有很强的文化和阅读需求。怎么自尊他们的阅读需求，成为社会上热议的话题。

如果说在此之前，自尊盲东说念主的阅读需求仅仅出于对弱势群体的善心和爱怜，那么，现在濒临为国度付出糟跶的退伍士兵，自尊他们的需求则是社会无法推卸的包袱。报业富翁阿瑟·皮尔森爵士因为青光眼逐渐于一九一〇年失明。一九一五年，他在伦敦创立了“失明军东说念主和海员关顾委员会”，来匡助在干戈中丧失倡导的士兵。因其总部树立在居摄公园，很快东说念主们就用这座建筑的名字“圣·邓斯特”（St.Dunston’s）作为其代称。

皮尔森的理念极为先进，他的标的不仅仅提供慈善业绩，而志在为失明士兵提供业绩检会，以匡助他们过上孤立自足的生涯。一九二一年皮尔森不测升天，年仅二十四岁因干戈失明的退伍中校伊安·弗雷泽（Ian Fraser）接任主席。一九二六年，在他的鼓舞下，英国下议院通过《无线电报法案》，为失明东说念主士免费提供播送业绩。

弗雷泽照旧一位无线电珍惜者，对声息弁言感趣味。他在听留声机唱有顷，萌发了给盲东说念主录制有声书的念头，并用口述留声机进行了尝试。一九三四年五月，国度盲东说念主协会树立了灌音委员会，由弗雷泽担任主席，厚爱制造和刊行有声书机器和唱片。

弗雷泽在自家的花圃里搭建了一个苟简的灌音室，请来安东尼·麦克唐纳朗读，英国的第一册有声书就这么出身了。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有声藏书楼运转了为期两年的试运营，只为那些登记为盲东说念主的会员提供业绩。盲东说念主只须购买播放机，就可以免费成为有声藏书楼会员。

有声书受到了英好意思两国盲东说念主的极大接待。一九三五年，好意思国《玛蒂尔达·王人格勒盲东说念主杂志》发起“为什么我想要一台有声书阅读机”的征文。许多盲东说念主来稿强调阅读机和有声书赋予他们“光荣的孤立感”。有东说念主写说念：“你不再需要用对不起的口气去苦求一位一又友给你读你想读的书”，“我可以在晚上念书，想读多久就读多久”。

有声书使得盲东说念主开脱了他东说念主的详确、评价和反对。一位来自纽约的读者说，他不消再为与一又友阅读口味不同而麻烦，大概凭证我方的喜好来取舍读物。还有读者抒发了孩童般的鄙吝：“当我恭候有声书唱片寄来的时候，就跟那些恭候圣诞老东说念主的孩子没什么两样。”致使有鄙吝的读者将有声书誉为“盲东说念主迄今所知最伟大的自若者”。一些一身的盲东说念主将有声书视为一又友或是家东说念主，并将朗读者视作“一位萍水再会的一又友”。因此，有声书不啻握住了盲东说念主对于常识的智力需乞降消磨期间的文娱需求，更为伏击的是自尊了他们渴慕孤立和陪同的激情需求。

但并非通盘东说念主都接待有声书，不同的群体出于形描述色的原因发出了反对的声息。开赴点是出书商，他们牵记有声书对典籍销量组成冲击。在一九三六年召开的外洋出书商大会上，费伯出书社的厚爱东说念主杰弗里·费伯就教训同业，要做好卤莽留声机公司带来的不可幸免的挑战。他认为虽然现时有声书消耗群体主若是盲东说念主，但营业有声书注定会来跟纸质书抢读者。

闻明作者吉卜林也拒却授权录制他的演义，牵记有声书会影响我方的版税收入。在出书商和作者的浓烈条件下，有声书推论机构只得融合。因版权摆布，好意思国盲东说念主基金会只可录制一八八〇年七月一日前出书的书，如要录制尔后的出书物，则需要获取出书社的授权。但如只录制一八八〇年当年出书的书，则会“抢夺盲东说念主讲和当代全国的契机，而他们很是渴慕当代常识”。

流程游说，大部分出书商允许录制有声书，但条件只提供给视障东说念主士使用，并制定了严格的摆布措施。盲东说念主基金会最终和作者公会、国度出书协会结束公约，按捺任何灌音唱片的营业应用。为抒发对版权的尊重，盲东说念主基金会会对录制的每本书支付二十五好意思元，每本有声书只限刊行三百个拷贝，每张唱片上贴有“仅供盲东说念主使用”的标签。

与此同期，每套唱片还附有一封信，列出联系的法律条规，并按捺倡导正常东说念主士使用，并按捺在环球步地和播送电台播放。这些版权保护措施可谓很是严格，以至于民间流传着这么的段子：有位遵纪称职的盲东说念主，每次要听有声书的时候，就要先让他倡导细密的内助和孩子离开家。

出东说念主预感的是，最早的有声书反对者中致使包括一些盲东说念主。一九三七年二月，爱丁堡盲东说念主学校毕业的阿瑟·科普兰在《新灯塔》上发表了社论，质疑有声书是否确凿令盲东说念主受益。他认为对有声书的鼎力宣传减弱了公众对布莱叶盲文汲引的支撑，听有声书是一种被迫的消遣行动，不利于盲东说念主学习有效的常识。

出于访佛的原因，闻明的好意思国盲东说念主职权步履家海伦·凯勒在接到为有声书筹款的邀请时知道了拒却。她给欧文恢复了一封电报：“有声书是一种盲东说念主现在可以不消使用的虚耗。”凯勒的拒却主要出于经济的谈判。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西洋遭遇经济大荒漠重创，数百万东说念主幽闲，而有声书制作老本郁勃（一张唱片录制老本为一百英镑），还需要专门购置机器播放。作为一位社会目的者，凯勒以为这时候呐喊东说念主们捐钱给盲东说念主购买不菲的留声机有悖社会公正，同期她也牵记推论有声书挤占本就未几的政府拨款。直到她折服有声书并不会对出书布莱叶盲文竹素变成挟制时，凯勒才公开声援欧文等东说念主的有声书贪图。成绩于她的影响力，政府挑升拨款制造播放机，令更多盲东说念主享受到凝听有声书的泄气。

社会群众逐渐承认有声书的平正，但对于该怎么录制有声书，什么是好的有声书的争议仍旧持续于耳。为了获取政府和公众支撑，好意思国盲东说念主基金会和国会藏书楼在早期一直辅助“书”的文化属性，强调有声书与纸质书在内容上一致，其品性也并无上下之分，只不外是从印刷弁言调度到了声息弁言。因此，他们在录制有声书时强调准确和古道，对纸质原作亦步亦趋，未必致使到了繁琐和额外的进程。

举例，咱们看纸质书往往常一扫而过的出书信息、题词、致谢也要一字一句读出来。最夸张的例子是，在录制罗素的《西方玄学史》时，朗读者花了十三个小时将五十六页的“索引”全部读了出来。为了保证有声书读者和纸质书读者采纳到相似的信息，朗读者致使被条件照实读出作品中的拼写舛错。

尽管早期录制的大部分有声书都尽可能接近印刷书，但一些时尚东说念主士主张充分运用声息弁言的特色，认为有声书不仅仅对印刷术的复制，而有其自己的优点。堪萨斯州盲东说念主协会的主席修班克斯，即是这么一位前驱。

他主张：“咱们不消让麦克风恒久藏在灌音室里，而应该将它们带到丛林和郊外，大天然在何处展现出她最丰富的一面。咱们盲东说念主想要知说念那些动物究竟怎么。他们想要听到动物的喧闹。”将麦克风搬到灌音室外，意味着有声书可以运用东说念主声除外更为丰富的声息。盲东说念主基金会在录制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家阿尔伯特·布兰德的《野生鸟类过甚声息》时，初次尝试纳入特殊声效，录制了稀薄三十种鸟类的鸣叫声，广受好评，被媒体誉为“会唱歌的书”。

朗读者在有声书录制中演出着伏击脚色。他究竟应该尽量保持节制隐身，照实展现作品，照旧运用演出天资去增强文本的魔力？如果以纸质书为圭表，那么朗读者应当保持中立，骁勇做到隐身。一册录制手册将朗读者界说为“转写者”，其作用是将翰墨从一种弁言调度到另一种弁言。该手册教训说：“朗读者不是锻练。不该通过语调加入朗读者的评述和意见。”

加拿大书评东说念主威廉·迪肯将朗读者比作“一块玻璃，读者可以透过它看到竹素，好似他将书捧在我方手上一样”。在有声书的早期历史中，朗读者致力于达到“透明”，标的是令听众凝听时忘掉中介，专注于书的内容。

然则，听众往往渴慕更多，他们想要印刷书中所穷乏的那种亲密感，渴慕和朗读者确立起一种浓烈的个东说念主衔尾。优秀的朗读者可以让一册鄙俗之作变得动听入耳，不少读者坦承富余阐扬力的朗读揭示了书中更多高明之处，比从阅读纸质书中获取更大的享受。许多读者心爱上一个声息后，时常凭证朗读者，而非作者和作品，来取舍竹素。

终末，国会藏书楼不得不选用一种折中的计策：朗读者的声息既不可过分戏剧化，又不可单调得令东说念主晕头转向。稳当这个圭表的朗读者并淆乱易找到。相识至关伏击，因为留声机唱片不可修改舛错。一个及格的朗读者需要齐集朗读二十分钟，而不读错一个字。

究竟什么是好的有声书？这个问题的谜底取决于对“talking book”的判辨，有的侧重“声息”（talking），有的侧重“书”（book）。强调“书”的属性者，往往条件照实地、一字一句地“直读”；强调“声息”者，往往期待运用声息的上风，证明演绎。

朗读者实质上和有声书唱片、播放机统共组成了一种弁言，在有声书的早期历史中，这种弁言的作用是被刻意忽略或压制的。诸多朗读指南都条件朗读者尽量隐身，制造出一种是作者在证明故事的幻觉。这种不雅念预设的是读者想要凝听的是平直来自狄更斯、奥斯丁等伟大作者，而非朗读者的声息。

但跟着有声书的发展，其读者群超越了视障东说念主士的范围，营业公司为了掀开阛阓，引诱更多倡导正常的东说念主来听有声书，运转愈发强调朗读者的脚色，荧惑朗读者运用声息来演绎脚色，增强听觉服从，不吝重金聘用多半影视明星和社会绅士来朗读。在这种情况下，朗读者的弁言作用得以突显，“声息”的魔力运转压过了“书”。

那么，听书究竟算不算念书？回答的要道在于咱们怎么界说“阅读”。东说念主生中领先的阅读就与声息密切联系。不曾识字的幼儿，不都是从听睡前故事开启阅读之门的吗？多年以后，儿时所听的故事只留住蒙胧的印象，但父母朗读时亲切的乡音和语调依然萦绕耳中。

其实，出声朗读持久是古代居于主导的阅读模式。西方阅读史上对于低吟最早的记录之一出自《忏悔录》。公元三八四年，奥古斯丁走访安布罗斯主教，惊讶于他阅读的时候，“眼睛详确着书页，他的心灵探究着料想，但他的声息是静默的，他的舌头是静止的”。

奥古斯丁的诧异，反证了出声朗读才是常态。一些学者认为，十八世纪西方发生了“阅读立异”，识字率提高、营业出书兴起，尔后静默阅读才成为主导的阅读形态。但阿比盖尔·威廉姆斯在《以书会友》中指出，十八世纪的英国兴起了一股朗读的高潮，诵读文选多半显露，高声朗读成为文化阶级流行的酬酢约聚形态。这一俗例，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

布鲁姆斯伯里文东说念主在伍尔夫姐妹家约聚时，高睨大谈除外，也时常以朗读演义为乐。一九五二年，两位古典体裁专科的女毕业生在纽约创办有声书公司，取名“凯德蒙”（Caedmon）。凯德蒙是七世纪一位不识字的牧东说念主，梦中得到神启运转作圣歌，被誉为第一位古英语诗东说念主。以他定名，意在示意消耗者，借助声息弁言，大概超越翰墨和时光所限，凝听到中叶纪吟游诗东说念主般的诵读。新弁言和旧传统，在凯德蒙的有声唱片里抱成一团。

自十五世纪谷登堡开启印刷立异以来，当咱们谈到“读写智力”（literacy），往往默许的即是读写（印刷）“翰墨”的智力。因此，一位不识字的东说念主，即使倡导无缺，也会被称作“文盲”。其实这是基于视觉中心做出的界说。

插足多媒体时期，“读写智力”不再被等同于“识字智力”，而被赋予了更为平日的判辨，指的是对于某一特定领域的常识或修养。频年，弁言修养（media literacy）、数字修养（digital literacy）等说法也曾为群众所熟知。如遴荐这个平日的界说，听书显著可以算做书。

凭证《牛津英语辞书》的记录，一八八〇年，literacy这个词才初次被使用，比爱迪生发明留声机还要晚三年。从这个料想上说，有声书的出现致使早于“读写智力”这个词。对于身处多媒体时期的咱们来说，只学会“细读”的手段也曾不够，还需要掌执“细听”的智力，才能做一位名副其实的“读者”。

（Matthew Rubery.The Untold Story of the Talking Boo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